青岛宝藏丨大儒孟昭鸿：院墙上猪圈里 寻回秦碑

大众报业·半岛记者张文艳

1921年,当山东省政府下令各地勘验保护各地文物之时,时任诸城教育局长王景祥,请来了一位当地大儒,寻找秦碑琅琊刻石的踪迹,此人名叫孟昭鸿。于是,一段关于孟氏与琅琊刻石的曲折故事正式上演。

在开始了解事情的经过之前,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孟昭鸿是何许人也?

孟昭鸿1883年出生于诸城孟氏家族。孟氏是书香门第,孟继垚是道光年间的举人,曾任江苏吴江震泽知县。“那时江浙一带盛行私家藏书,诸如昆山徐氏之传是楼,常熟钱氏之述古堂,嘉兴项氏之天籁阁,朱氏之曝书亭,杭州赵氏之小山堂,宁波范氏之天一阁等皆其著名者。说不清是哪个藏书家败落了,要出售所藏,我的高祖与其同僚便买了下来。据说他解组归家带回的全是书籍。那时代的藏书绝非今天的洋装书,最低也应是明版吧!”孟昭鸿的孙子、著名书法家孟庆泰先生告诉半岛记者。这些书让孟昭鸿的父亲孟广琛如鱼得水,他也曾当官,任户部行走、主事等。后来家人去世,他干脆归隐乡里,与书为伴。

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孟昭鸿自幼聪明好学,“他毕生致力文史考古研究和书法篆刻”,“他的书法耽乐汉隶,藏拓甚富,曾自治长印曰‘诸城孟氏宁远堂所藏汉碑百种之一’以钤所藏”。孟昭鸿在业内名气很大,考古学家王献唐和孟昭鸿时常书信往还。

“上世纪60年代,我去王献唐的儿子王国华家做客,王国华给我看了一个汉代藏品,是我祖父送给王献唐的。王国华先生告诉过我,上世纪20年代初,王献唐在青岛工作,1922年左右,我祖父住在青岛,在一个文人雅集的场合,两人曾经照面,王献唐比我祖父小13岁,两人多次通信,王献唐有问题也会请教他”,孟庆泰先生所言,足以说明孟昭鸿在当时的地位,赵俪生在青岛读中学时曾从孟昭鸿学刻印。

孟昭鸿接受了王景祥的邀请,凭借他对金石的研究和热情,准备一举寻回刻石,只是,他没想到,任务会如此艰巨。

“吾邑琅琊台秦刻石残烛破碎,或传倾落海中”,“遂属县视学王君培祜亲往琅琊台从事搜寻,见零星断石弃置荆棘中”,“详译其文,尚多残缺。翌年春,王君复往访诸道院及台下居人,又得数石”……孟昭鸿将寻找刻石的经过用隶书书写,命工匠另刻一石黏于原石之旁。文字不多,却包含着他们辛勤的汗水。

要知道,琅琊台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又遭遇特大雷雨,石碑被雷击碎,成为一片石砾,有着两千年历史的琅琊刻石仅仅留下拓片,几乎没有实物留存。孟昭鸿与视学王培祜以及王秀南前往琅琊,去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到达现场,他们面对的是空空如也。三人在周边仔细搜寻,“逐石查检,终于在海滩上发现秦琅琊刻石的零星碎石”(《孟昭鸿与琅琊刻石重现》赵夫青作),然而,还不能拼出完整的刻石,他们便四处打听,“乃知碑石有的被当地百姓搬回家,或垒猪圈,或砌院墙。他们便逐户登门搜寻,然后一点点仔细拼合,仍有缺失”,过了一年,他们再去琅琊台,加大了搜寻范围,遍寻庙宇村庄,才将碎石找齐,命工匠黏合,竟然成为完壁。

1922年,修复好的刻石运到诸城,“在超然台东南30余米处的教育局办公室东壁闲屋内保存,一直到1937年底”,赵夫青说。幸亏,此前,琅琊刻石的拓本已不少,为他们找寻拼合碎石提供了帮助。刻石最早的拓本“是明末清初所拓,尚有清顺治四年丁野鹤题跋,存十三行八十六字”,赵夫青先生称,此后又有不少拓本。

精通金石的孟昭鸿自然也对刻石进行拓印,“碑中‘成功盛德’之‘德’字,拓本久已漫漶,余细审之,乃为苔花侵蚀,以指剔之,字画显然,曷胜愉快。”在《放庐笔记》中,孟昭鸿满是欣喜,他用双手完成了一次与秦始皇的对话,然而,他又有众多担忧,“呜呼,先秦碑碣仅此片石,世变沧桑,保存匪易,为之三叹!”

孟昭鸿的担忧似乎是一种预言,印证了两种命运:孟家的藏书,琅琊刻石的遭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