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北丛林悲歌——中国远征军女兵野人山历劫记

引子

＊本文原作者李明华曾随国民党第五军增援缅甸，她追忆了战事失利后，同伙伴撤往印度，穿越中、印、缅交界处野人山的艰险经历，文笔流畅，情节曲折，从一个侧面为读者开阔了眼界。

正文

我的祖籍是浙江宁波，生长在上海。民国二十六年抗日战争爆发，同年八月十三日，日军进攻上海，当时我就读于爱群中学，凭着满腔雪耻救国的热血，瞒着父母参加了上海市商会童子军战地服务队。同年十一月初，上海战事逆转，辗转撤到汉口，我考入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团第一团。毕业后先后奉派在后方医院、中央军校六分校子弟学校服务。三十年底调第五军政治部任上尉干事。三十一年春我随军增援缅甸。这是我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唯一的一次派遣大军赴外国与盟军并肩作战，后因战事失利，第五军所属第二十二师及新编第三十八师分别撤往印度整训，组成中国驻印军。于三十二年底，开始了反攻缅甸的战役。我仅亲身经历了增援缅甸以及穿越野人山向印度转进的一段艰辛历程。

第五军在缅甸作战失利，因腊戌和密支那先后失守，遂决定北向印度东北边陲转进。当时计有第五军军部、军直属部队和新编二十二师，总人数约在一万五千人左右，而最后越过野人山到达印度者只有三、四千人。当时随军部撤退的女同志除战干一团女同学胡汉君和我两人外，还有政工队女队员和几位眷属，共约四十多人，最后到印度的只有四人。胡汉君和我是劫后余生者。

野人山横隔在中、印、缅交界处，高山峻岭湍流绝谷绵亘上千里，原始森林密布，丛草藤蔓满山遍野，如果没有开路先锋，简直寸步难行。由于我们经常是结队前进，毒蛇猛兽多被前头人群惊走或杀死，我们在后面并不常遇见，最常见的是吱呀叫唤的猴子，最使人惧怕的是野象群和暗中危害人性命的毒蚁、蚂蝗。山上居住着尚未开化的掸族人，人数少得可怜。行军数日难见一个村落，即使遇到人也都逃往他处，空留下几座茅舍。

历经两个多月的跋涉，所遭遇的艰难困厄实非外人所能想象。谨将尚能记忆的摘要记述，但许多人名地名日期都已遗忘，尤其那些蛮荒地区地名，缺少地图为证，全凭口头传诵，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尚祈读者谅察!

自从三十一年五月初，在缅北一个不知名的大村落中，全体官兵奉军部命令毁掉全部重武器、装备、车辆，开始徒步进入布满原始森林的山区，从此补给中断，全凭个人白行谋生。初时队伍还能象蚂蚁队伍一般一个接一个前进，几天后就渐渐分散成三三两两的散兵游勇了。断粮半个多月，人人饥饿疲惫不堪，连当天是几月几日都无力记忆。当时国军未曾有过野外求生训练，第五军也未实施过山地与丛林作战训练，很多官兵因饥不择食，吃了有毒的野菜而丧生。

我一直和胡汉君同行，其他政治部同事都失散了。我们几天未吃东西，唯有仰赖山溪清水延续生命。一次汉君不知向何人讨来一点碎饼干分我一半，我以无比感激的心情接过来，以当时的价值而论远远超过连城壁。我舍不得大口吃，吃了两个半块即将剩余的存入背包，留作续命金丹。

当天傍晚我正在山溪边取水解渴时，政工队的高淑梅（参军前是小学教师，人喊称她高老师）、王云清和小苑赶到。患难中分别数日，乍见倍感亲切。她们都病得很重，高的那双“解放脚”已肿得如汽球一般，仍在咬紧牙关赶路，使我既敬佩又怜悯。听说她们已有许多天未曾进食，我不自禁的将仅存的碎饼干全送给了她们。看她们那副狼吞虎咽的样子，分不清是同情还是感伤，我不禁热泪盈眶。

当晚我们一同宿在一个芭蕉叶搭盖的棚里。次日出发时，高脚痛寸步难行，云清、小苑的病情也未见轻，她们决定休息些时候再走。我和汉君只得先出发，临别还劝她们尽快赶上来。

三天之后，我们爬过两座大山，正坐在一棵树下休息时，华侨队罗副队长赶来，告诉我们已发现她们仨在溪边的芭蕉棚里长眠了。极端悲倾感伤之后，我回忆起高淑梅参加本军时的感人情景。

高淑梅是小学教师，家境清苦，年高的母亲和尚在小学就读的幼弟全靠她微薄的薪水维持生活。当第五军准备赴缅作战时，驻昆明附近杨林的军政治部成立政工队，招考男女青年，计录取了四十三位，大多为昆华女中的学生和几位艺专师生，王清云和小苑是昆华女中的学生。高淑梅也在录取之列。出国前三天放特别假，队员们个个穿着军装回家了。午后，突然由传令兵引进一位年过半百，衣着褴楼，面目慈祥的老妇人，声称要见主任或科长。主任和科长都公出不在，我们便问她来意。她一面从黑色包袱里取出一套军服和军帽，一面满脸泪痕地说，她是高淑梅的母亲，高的父亲八年前去世，家中全靠淑梅教书维生，她若随军出国，家中老幼确实无法生活下去，特来恩求长官准她长假……。我们听了她的话都十分感动和同情，几人研商之后，决定不等主任回来，先代收下军服，答应共同向主任恳求，请她安心回去。哪知高老太太离去不到半小时，高淑梅笑咪咪地回来了。我们十分惊奇，急忙把刚才她母定亲来代她请长假的事相告，并问她回来有何事？她笑笑并以坚定的语气说，她早已下定决心随军远征杀敌报国：绝不请长假，母亲一再劝阻也改变不了她的决心，她母亲无奈将她锁在房里，她待母亲离家后，由窗子里逃出搭车起回来。大家仍劝她阻去，免得母亲着急。她最后坚定表明，如果大家再劝阻，她宁愿自戕此地以明心志。在如此严肃的气氛下，大家除了无上的敬佩外再也无言相劝了。如今她竟满怀尽忠报国的宏愿暴骨在野人山，我不敢想象她在弥留时的那种悲恨心情，以及她的老母幼弟依闾望眼欲穿的悲惨景象！

已经进入雨季，山区雨水特别多，时常终日下个不停，人们整天全身浸在雨水里，更增高了患病和死亡率。一天我和汉君正在山腰一棵大树下避雨，只见华侨队罗副队长头戴口铁锅，满身湿淋淋地和几位同伴赶来向我们招手，第一句话就问：“有吃的没有？”我俩只有路上捡的半个生的老包谷，一直未舍得吃。罗副队长接过包谷，不顾生熟肮脏，只几口就连棒子都吞下去了。当我们问他华侨丁队长和其他队员的情形时，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含着泪哽咽着说：“多必都倒下去了！丁队长半个月前失去联络。”在场的人都默默地低下了头，许久没人说一句话。

军部政治部华侨队系为执行入缅作战之特殊任务成立的。军部进驻下关时，招考就读于保山中学里的缅甸华侨学生，男女共九十四人，以担任随军翻译为主。他们满怀报国壮志的来参加，如今却壮志未酬而暴骨荒山。所有罪恶都因日寇侵略而起。我悲伤惋惜之余，雪耻复仇的意志更增强了。

近几天雨越下越大，我们的行程一天比一天艰难，沿途的尸体也越来越多。溪边、路旁、树下随处可见，终日受雨水浸泡,胀得不象人形，生满了蛆使人看到就反胃。这些人多由于饥饿疲惫以及被蚊蝇、蚂蝗吮叮致病而死，也有的误食毒果中毒身亡。有一次溪水突然暴涨，卷走了溪边十二个同伴……那种惨绝人寰的景况，比神怪小说中描述的十八层地狱犹有过之。活着的人长久受此种环境影响，普遍产生了极端绝望的情绪。

我曾见吃了野芋和野芭蕉根的人全身浮肿而亡，因此我和汉君都不敢尝试，只得天天用大叶子接些雨水充饥，地上的、溪中的水因浸泡过腐尸也不敢饮用。有时运气不错，在猴子窝里找到一些野果，判断猴子能吃人也一定能吃，我俩就分而食之了。这天上午雨时下时停，政工队和华侨队有十多人赶上来，大家都很高兴，因为在这种环境中，只要一落伍就凶多吉少。

午后雨势愈来愈大，我连滚带滑地下山。到山下时已近傍晚，远远望见一座芭蕉棚，精神为之一振，急忙加快步子赶去,渴望就近火堆取暖并烤干衣服。到达棚前，本科罗科长在里面，我如见了亲人一般地高兴，向了一声“科长好”，马上将右脚迈进去，万没想到这平日慈祥而受人敬重的长官，一反常态手执棍棒，疾言厉色将我赶出棚外。我只得强压下满腹悲怨退出来。夜幕低垂，面前是条洪流湍激的河川，一人不敢渡河前行，汉君也不知在哪，我一人静坐大树下，雨下个不停，双脚浸在半尺深的雨水里，肚子一直咕咕叫个不停，满脸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但想到欠志要亲眼看到日寇败亡，所有的悲愤都平息下来，泪水也停了。不能就此倒下去，坚强起来，再艰难险阻的历程也要撑下去。

天亮以后雨小了，寻着汉君姐，我们继续随人们前行。当沿着一棵粗树干搭成的独木桥过河时，我不慎失足掉进河里，幸好一位好心的伯伯一把抓住我的衣服，汉君急忙牵住我的手慢慢拉我上来。我吓呆了，既未向伯伯道谢，也未曾问他尊姓大名，只好将救命大恩永记在心。

四天之后，我们到达一个小村落，找到一个草顶高脚房的角落（屋里早已挤满了人）住下来。晚上汉君向某位同乡要来半漱口缸米汤，分我一半，缸底还有几粒米，这是自断粮以来首次尝到的最美味的一餐。

次日下午遇着华侨丁队长和三位队员。十几天前听说他们大多倒下去了，现在突然见面，真是喜出望外。据他们当中的陈祈说，罗科长与另外三人已死在溪那边的芭蕉棚里，尸体都腐烂了。丁队长他们砍了四片大芭蕉叶将他们覆盖了。

杨纯少校是我们战干一团学员队的同学，比我们大十几岁，同在政治部任职，性情随和，平易近人，视同期同学如弟妹一般。各科同学都称他“杨大哥”。在一次寻找住宿地的时候，我和汉君偶然发现了杨大哥。他躺在草屋内一小块空地上，当时正在酣睡。我俩既惊且喜，高兴地跑到他身边喊：“杨大哥！”他醒来一见是我俩在身边，惊喜得流下眼泪，他原以为再也见不到我们了。他要我们先将湿衣烤干，他用二十二师师部一个同事送他的一点面粉和糖做点面糊给我们吃，每人分到半漱口缸。多日未吃食物，觉得这面糊香甜无比，我两口就喝光了。他见此情形，又把他的半缸分给我们，粘在缸底的一层喝不到，就用指头刮出来吃，也全不顾什么礼貌、雅观了。这才真正体会到管子的“仓廪实，知礼仪”的真谛。经过月余爬山越岭，天天雨淋汗浸，全身生满虱子，连头发里也不能幸免，随手一抓就是几只，真不敢想象是生存在二十世纪的文明世界里。

经过一夜安静的熟睡，精神和体力好多了。次晨杨大哥又做些面糊给我们吃，他要我们先上路，他明天来赶我们。他说此处离新平洋不远，听说军司令部就在那里。临别时他送我们每人一个手掌大的甜饼以便中途充饥。大家同处在饥饿困苦的垂死边缘，杨大哥毅然将他的少许续命粮分给我们，使我深深体会到这个饼所体现的“亲爱精诚”精神。握别时，我发现他手心很烫，知道他病得不轻，心中暗暗祈祷他早日恢复健康。谁知这一别竟成永诀!

辞别杨大哥后，一连走了四天，涉过两条河，又爬过三座山，还未到新平洋。杨大哥送的饼，只有在饥饿难耐时才尝几口，也已经报销了，又开始以清水充饥。这天下午与汉君走散，直到傍晚仍不见她的影子。天渐渐暗下来，我独自一人立在荒山野林中，四周一片猿啼声和分不清的野兽怪叫声，地上到处躺着尸体。平日里我自信很坚强，然而毕竟是十几岁的女孩子，处在如此恐怖的状况下，吓得全身发抖，哭喊着妈妈。不多久，隐约听到有人的说话声由远而近，走来两位四十出头的男同志。他们问我为何独自一人在此哭泣，经我向他们说明与同事失散后的情形后，他们以慈祥和蔼的口气安慰我不要怕，并自我介绍说他们一位姓张，一位姓陈,是四川同乡又同在一个部队当班长。因天已黑了，就在此宿营,待明天陪我去找同事。他们见我不哭了，才放下背包让我看好，陈伯伯提刀砍下芭蕉叶，在附近一个棚架上搭盖起来；张伯伯抱来一些树枝，忙着生火煮稀饭，所谓稀饭不过是米汤，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也分给我一份。喝过米汤后，他们从背包里取出两块帆布一件雨衣，将棚子隔成两间，里面一间小的给我住。我迷迷朦朦，直到天快亮时才睡着。

猛然听到他们喊我起来吃早饭赶路，醒来天已大亮。急忙来到外间，我一面喝米汤一面从心底涌出无限感激与敬佩。喝完米汤，又踏上了一天的行程。我有他们相伴，惧怕心情消失了，精神大振，脚步也轻快起来。

当天下午越过第二座山头，调到汉君和师部几位同行者在树下休息，我高兴得热泪直流。汉君我不见我后焦急万分，逢人就打听，现在知道是两位伯伯救了我，她很诚恳地向他们道谢。他们见我找到了同伴，才放心离去。当时我明明有千千万万的感激、敬佩，一时却不知如何表达，最后只有轮轻吐出“多谢两位班长伯伯”句而已！

日复一日爬山涉水，不由得怨恨大地上怎会有那么多山和水。沿途尸体越来越多，为避免触目惊心、物伤其类，已不敢斜视。每天走的路也越来越短。这天勉强爬过一座大山之后天已晚了，细雨蒙蒙中发现一间茅草屋，汉君提议赶紧去那里休息，明天起早再赶路。到达屋前天已昏暗，屋门半开着，里面已睡满了人。屋里没有生火，凝视半响，才见唯有门后有一席空地。我们不忍心惊扰他们，放轻脚步悄悄进去，坐在那里不再出声。身体实在太疲倦，不久就入睡了。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心中正纳闷睡着的人们为何仍毫无动静？忽然闻到臭味，再度细看，发现他们早已气绝，脸手浮肿，臭气四溢，难怪整夜没有半点动静，原来我俩在死人堆里宿了一夜。想到这里顿觉头皮发麻，一阵阵反胃，直想呕吐，急忙逃到屋外，过了好半天才恢复平静。

翻过一座山，终于看到渴望数日的新平洋。可是横隔在山脚下一条大河，水并不太深，唯流速甚急，没有桥梁，走在前面的一群难友半渡之际有几人被急流淹没。亲眼目睹这一幕惨况，使我更加胆寒，但不渡过去只有坐以待毙，与汉君商议后，决定冒险一试。我是只旱鸭子，汉君比我稍强，她先渡，我随后跟着。她安全渡过去了，我渡到河中间时，水没过胸，感觉呼吸局促，支持不住，将要扑入急流之际，一位善心难友递过一根竹杖，我急忙抓住，脱离了鬼门关，并藉力渡过了河。渡河之后直到新平洋都是平地，比爬山轻松多了，很快就到达那里。

新平洋曾有英军驻扎过，有座简陋的高脚营房，两排竹架统铺，每排可容百余人。虽然已住了不少先到的人，但仍有空位。我和汉君住在靠右的一排，她嘱我先休息，由她去找熟人要点食物来充饥。营房中间生着几堆火，我靠过去烤干衣服并取暖。

衣服将要烤干了，见汉君拿着一大包东西笑咪咪地走来，原来遇到一位熟人，送她一包英国部队给的军用饼干。饼干是人家剩下的碎饼干，几天不见食物，见到它犹如山珍海味，我一口气吃了许多。军用饼干特别坚硬，不易消化，又由于过度疲劳，我吃完即入睡，次口拂晓胃部痛胀难忍。听人说枪子弹药可以助消化，汉君急着到处找，服下很多仍不见效，我痛得在床上乱滚，又听说明天要出发，心里更加着急。汉君仍到处为我找药，幸好第二天早晨痊愈，中午随大家出发。

又过了两天，我不明原因地突然发起高烧，昏昏沉沉倒在路旁。汉君坐在旁边急得直哭，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半昏迷中我听到汉君向曾任战一团的教官刘梓皋老师报告我的病情，并说明我们都是他的学生。刘老师给我服下两粒药丸，并介绍与他同行的马荣相、邱中岳两位同期同学，请他们照顾我们。马、邱两位学长慨然应允。我服过药后体息一阵，烧渐渐退了，继续随他们前进。此后我俩便轮流跟随这两位学长的部队行军。他们都是连长。有一次过独木桥时，我又失足跌落一丈多深的桥下，邱学长急忙利用一根长竹棍将我拉上来，幸好是条干谷，否则早被洪流吞没了。

到从进入野人山区已有两个多月，唯一穿在身上的一套衣服，终日经雨淋汗湿，奇脏无比，已成虱子的大本营。人瘦得皮包骨，虱子却肥得象粒粒白米。在一个村落体息了两天之后，又步行上另一段新的行程。希望老天不再下雨，河水不再暴涨，再就是不要有死尸挡路。我虽然天天与大自然搏斗，时时在死神手里挣扎，然而坚强的意志并未丧失，报国的志愿依旧坚定，决心要走出野人山区到达印度平原。

又经过了四天艰苦路程，到达一个大村落“欠地”，那里有英军逮留下来的简陋营房。我和汉君在角落里找到一席之地容身。附近有一座补给站，天气晴朗时常有飞机空投补给品，据说空投的粮包有米、鱼干、牛奶等食品，可惜空投欠准，大多散落深谷密林，被土人捡去了。这天中午汉君和我也领到一些米和一条鱼干，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当天下午我觉得全身不舒服。傍晚汉君用鱼干煮稀饭，我躺着休息。等她煮好后盛了半漱口缸给我，我只喝了两口米汤就吃不下去了。她还笑我没口福。

从下半夜起，病情愈来愈重，身上开始浮肿，先由头部开始，逐渐向下墓延。天亮前我觉得呼吸有些困难，又不忍惊动汉君与其他难友的好梦，便悄悄地背靠竹壁坐着。天亮后浮肿更严重，双眼已无法张开，有人说如果肿到胸部和内脏就会室息死亡。汉君见我病情严重，含着泪水不停地安慰我。处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多一位友人就是多一条生路。

整整两天两夜，我不能吃不能睡，只是一个姿势背靠竹壁坐着。人在病中特别想家，想到过世的父母，也想到失散数年的每一个亲人；又回忆起自己从八一三起的一切遭遇，种种悲愤、辛酸和委屈涌上心头，但我决不甘心死在如此可怕的野人山上，我必须以最大的勇气和毅力坚持下去。

汉君为我的病多方向难友们请教，有人说甜面糊可以治疗浮肿。她设法去见当地的英籍地方官，讨来一些面粉和白糖，不停地坐在火边煮甜面糊，隔一会儿喂我三口。不知是这单方有奇效，还是我命不该绝，第三天出发前我浮肿消了，呼吸畅通，体温也恢复正常。我这条命是汉君姐从鬼门关里拉回来的，这种天高地厚的恩情，使我刻骨铭心没齿难忘。

又经过三天跋涉之后，发现这里的土人们的穿戴有些类似贵州的苗族，当然没有苗族好。有时经过他们的村落，他们见我们并无恶意，也会主动地向我们比手划脚表示友善。有一次我们经过一个较大的村落，见到成群结队的孩子们，抱着老母鸡与煮熟的鸡蛋，表示要向我们换衣服、香烟，听人说两套军服或两包香烟换一只鸡。这样的美味是我数月来梦寐以求的，可惜我只有穿在身上的一套又脏又臭的军服，只得自我安慰“等到印度以后再说吧！”

第二天我们赶到另一个较大的村落住宿。不知军部从何处买到一些稻谷和包谷，由于数量有限而人员太多，每人只能领到一把稻谷和两个包谷。

我们领到稻谷和包谷之后，回到住处急忙生火烧水，几个人将分得的稻谷凑到一起还不满一漱口缸。最初大家一边烤火一边用手剥谷壳，后来实在饿得忍不住了，不由自主都将生米往嘴里送，大约吃了二十多粒生米后，我首先觉得肚子不舒服，后来汉君及别人也有同样感觉,而且指甲也剥痛了,汉君提议找人用稻谷换包谷。找了很久没人肯换，幸好遇着汉君一位担任连长的同乡，慷慨地送我们每人两个小包谷，如获稀世珍宝。我们立刻把它们煮了吃，连水都喝了个精光，其味道的鲜美难以笔墨形容。只有饥饿的人才会体会到“民以食为天”的真谛。

下午雨停了，信步到户外走走，看见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男孩子，头上顶着一口肮脏的白铁锅，边走边在泥堆里捡包谷骨头吃。我不禁产生一股恻隐之心，急忙回到屋里，将自己的两个包谷拿了一个给他。当时他感动得热泪盈眶，接过去就往嘴里送，几口之后连骨头都吃完了。他告诉我，他是某电台的少尉译电员,已经有很多天没吃东西了。同他一批随军部行动的，目前只有他一人活着到达此地。

当我们到达哈巴采补给站的第三天上午，这位译电员找到我们，犹如见到亲人一样欢喜若狂。他从背包里取出米酒、白糖、饼干请我们吃。他告诉我们，米酒是用一套旧军服向土人换的，糖和饼干是三天前向补给站领的，他一直保存着留给我。起先我们不肯吃，最后被他那极端诚恳的态度所感动，略微尝了些米酒，他才高高兴兴地走了。后来住在印度蓝姆伽营那段时间，他已晋升中尉，每次遇到我都是毕恭毕敬地向我行礼。

黄昏前赶到哈巴采，再进行约半里地到达补给站，早有战一团的同学杨宁和一位姓陶的站长在等候我们。陶站长分配我们住在站上，协助做些工作，休养好了，等他们任务完成了，再一起撤往印度的集结地区。

我们每人领到两套全新的军服和鞋袜毛巾等日用品，站上又为我们烧好一大锅热水洗澡。从开始转进那天起，算来已有三个月未曾洗过澡。回忆今天的一切恍惚象在做梦。

我和汉君住在补给站上，负责登记后到的官兵，并发给每人三日的(口)粮，有米、面、白沙糖等。

大约过了半个月后，后面再没有人来了，奉上级电令撤收此补给站。陶站长命杨同学率领我们先出发。由这里到印度约有三十余里，沿途每隔五里即设有一处补给。补给品靠印度象队与当地土人运送。

到达最后一站——仰隆，距国军设在印度边境的收容站仅七里地了，预定在这站多停留几天。土人也是黄种人，有掸族，俗称汕头人，较为开化，对我们毫无畏惧或排斥心理，不少人与我们的先头部队混得很熟，也学会几句生硬的中国话。有一名叫缘谷的少女，在我们到达不久便相识。她也能说几何中国话，又特别喜欢中国菜的口味。我们经常留她一同进餐，很快就成为好友。她说她这一族人原也是中国人，是诸葛亮的后裔。我们反问她：“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文化，还有美丽的文字，而你们为何没有文字呢？”她的回答非常妙而且有趣，她说：“在诸葛亮征南蛮时，我们的祖先将文字记在牛皮纸上，背了牛皮逃难。后来也象你们一样，由于食粮断绝，迫不得已把平皮煮熟充饥，于是将所有的文字都吞入腹中消化得一干二净，最后成了没有文字的民族。”

这种说法虽然是无稽之谈，但胞波情谊之深可以想见。

第五军各部队到达印度后，先进驻位于印度东北边境的提旁营区集结。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派遣新编第三十八师一部在那里开设收容站，不久军部官员即陆续空运回国。民国三十二年元月长官部奉令撤回滇西，中国远征军改为“中国驻印军”。我和汉君请求分发工作一事如石沉海。汉君先回国，我经友人介绍进入印度国际大学就读。民国三十三年春应侨领何满源先生之聘，赴印度阿萨密省马冈华侨小学执教，直到抗战胜利才回国。

当轮船缓缓驳进上海外滩码头时，我打从心底涌出毕生最为欢欣兴奋的狂热情绪。八年来的国仇家恨终于完全湔雪，情不自禁低下头，望着双腿上残留的野人疤，默默告慰当年在野人山上为国捐躯的难友们在天之灵！

原编者注：选自台湾出版的《野人山余生记》一书。转载时略有删节。

《文史资料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