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思中国百年屈辱,清醒认知“黄左”文化在西方社会,有一种文化叫“白左”。其典型特征有两个:自我高尚,和极端主义。所谓“自我高尚”,就是自己认为自己的想法,在道德上是最高尚的,是真正无私的,是站在全人类......
在西方社会,有一种文化叫“白左”。
其典型特征有两个:自我高尚,和极端主义。
所谓“自我高尚”,就是自己认为自己的想法,在道德上是最高尚的,是真正无私的,是站在全人类甚至是所有生命的平等与和谐发展上的。
所谓“极端主义”,就是不仅主张的内容极端,而且对于自己的主张,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要求别人也必须同样去做,甚至是容不得任何反对的声音。
这种“白左”文化,如果作为一种个人信仰,并不会产生什么太大的不良影响。
但是,当其与西方社会的所谓“民主政治”一结合,后果之一就是使得整个社会日渐撕裂——在“民主政治”下,政客们为了选票,连邪教、大麻、“零元购”都可以容纳。所以,迎合“白左”搞政治正确,纯属常规操作。
西方社会有“白左”文化,那么在中国,有没有类似的文化现象存在呢?
对此,笔者的个人观点是,中国也有类似“白左”的文化现象存在,这里我们姑且称之为“黄左”文化。
当然,中国的“黄左”和西方的“白左”,在内容上是不一样的,“黄左”文化的核心为:对人的道德要求的完美化(极端化)。
注:“黄左”这个说法,只是笔者个人对于中国文化中的某种现象的一种简单化的描述,并非学术界公认的概念,也并不准确和严谨。笔者提出这个说法的目的,仅仅只是为了方便在网络上讨论相关问题,而不是在搞学术研究。所以,认为此说法不妥者,不必因此而较真,也不必用此来给笔者扣什么帽子。
下面,我们就“黄左”这个话题,简单的聊几个问题。
第一,“黄左”文化的历史渊源。
人类社会的第一文化,是秩序。
所有人类社会的秩序,在最开始时都是基于人的自然属性的“契约秩序”。
在西方社会,秩序一直都是沿着“契约”这个路线不断直线演进的,并且形成了所谓的“法制(契约)精神”。
而在东方社会,秩序从上古的部落联盟的“圣王”时代开始,就由“契约秩序”不断向“道德秩序”演进,最终形成了独特的“道德文化”。
正是这种“道德秩序”的形成,导致了东方文化对道德的格外重视,并最终形成了对完美道德的崇拜与追求。
注:对此话题感兴趣或有疑问的,可以去看笔者的文章《论东西方文化差异⑵——东西方文化差异之成因》。
第二,“黄左”文化的底层逻辑。
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都有着自己相应的底层逻辑。
在笔者看来,“黄左”文化的底层逻辑,是“人性本善”论。
按照“人性本善”论的标准来说,人在道德上有问题是不正常的,是不应该的。
尤其是对于“成功人士”而言,其在道德上更应该是完美无瑕的才行。
于是,在东方文化中就产生了“黄左”思想:假定人都应该是善良的,并且以完美来要求人的道德。
然而,人性真的是本善吗?
以当今人类的文明认知而言,不管是从客观科学的角度进行理论推导,还是从人的行为的角度进行实践分析,人性都谈不上什么善与恶。
真正的人性,应该是双重的。其内核是由基因决定的自发性的自然属性,其外层是由集体生存产生的约束性的社会属性。
注:对“人性为何”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笔者的文章《科学儒家主义(九论之二)——人性之双重属性论》。
第三,“黄左”文化的弊端分析。
世界上的任何一种事物,都是有利也有弊的。
所以,“白左”也好,“黄左”也罢,也都是有利也有弊的。
至于“黄左”文化有什么好处,咱们这里就不多啰嗦了。
下面,我们主要分析一下,其弊端主要有哪些。
在笔者看来,“黄左”和“白左”一样,对于个人而言,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其弊端主要都是体现在与社会治理的结合上。
如果,在社会治理上按照“黄左”的逻辑去做,至少会出现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是“扭曲”。
为什么,大多数人会认为,相对而言,西方人更加直来直去,而中国人则更加“虚伪”呢?
这,其实就是“黄左”文化对个人行为的扭曲影响。
但是,在社会治理上,如果假定人性是本善的,并且追求人的道德的完美。
那么,必然就会出现“说一套,做一套”的问题。
因为,人性本善的假定本身就是错误的,而完美道德更是不可能达到的。
既然,大家都做不到,那就只能是口号怎么好听就怎么喊,但是实际上则是各种灵活掌握。
最终,形成一种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但又不得不的扭曲。
其次,是“妥协”。
既然,大家都做不到完美道德,那如果有人违反了道德该怎么办?
答案,只能是妥协。
因为,法不责众。
可问题是,当你追求完美道德时,要求的是不管什么道德错误都不能犯。
所以,在妥协时,就会出现不该妥协的道德错误,也同样妥协的问题。
比如,按照完美道德要求,不管是个人道德问题,还是职业道德问题,都是不能犯的,如果犯了都是需要处理的。
但是,个人道德和职业道德的性质是一样的吗?
比如,对于教师或医生这种对职业道德有特殊要求的特殊职业,如果在私人情感方面有个人道德问题,应该是可以根据严重程度与影响大小进行相应妥协的。
但是,如果是犯了收红包之类的职业道德问题,则是绝对不应该妥协的,是必须要开除出队伍,并且永不录用的。
然而,现实却是,因为我们是按照完美道德去要求的。所以,我们在妥协时,就变成了无论是对于个人道德还是职业道德,都给予了很高的容忍度。
可是,在笔者看来,这两个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对职业道德的要求必须是容不得半点瑕疵的。
否则,其对一个社会的负面影响,将会是从根基上产生动摇的。
注:如何让教师与医生在不收红包的前提下,也能过上体面的生活,是另一个话题,咱们这里不进行讨论。
再次,是“极端”。
目前,人类对于世界的认知是有限的,还做不到全知。
所以,任何自认为正确的理论,都是一种相对正确,而不是绝对正确。
所以,任何一种文化,只要走上极端化的道路,其弊就会大于利。
所以,一个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生态,必须要有对不同文化与思想的包容性。
所以,“白左”也好,“黄左”也罢,其问题主要不在“自我高尚”,而在“极端主义”。
当“黄左”文化对完美道德的极端追求,与社会治理产生结合后,就必然会因为溢出效应而对其他事情也产生极端化的影响。
比如,与“英雄”相结合,就不仅会要求英雄在道德上是完美的,甚至是连其长相也必须是要浓眉大眼才行。
这种操作,在特殊条件下,在短期内,的确能起到很大的正面作用。但是,从长期看,反而会产生负面作用——因为,时间长了,人们就会觉得“假”,从而不知道到底什么标准才是正确的,甚至是走向反面。
比如,与“权威”相结合,就不仅会要求权威必须是不能是错的,甚至是连对其的讨论都是不能进行的。
的确,只有统一思想才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出集体的力量。但是,过度的“统一”也必然会产生僵化,以及堰塞效应。
所以,如何让所有人客观认知“权威”,如何在“统一”上不走极端化,如何科学的处理好“统一”与“多样”的关系,对于一个社会的长期良性发展而言,是怎么重视都不过分的。
中国历史上之所以能够领先世界上千年,其原因之一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让人们可以讨论和验证到底什么是适合的,什么是不适合的。
而后来,我们之所以被西方超越,其原因之一则是因为我们将“统一”进行了极端化——中央集权下的以儒学为标准的科举制度,将全社会的所有优秀人才几乎都强制成了儒家子弟,让科学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以发展壮大的土壤与资源。
总而言之,不管是理论推导,还是以史为鉴,任何极端化的文化,从长期看都是弊大于利的——当然,从短期看,有些极端情况,是必须要以极端来应对的。
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知,以及实事求是的智慧与勇气。
注:笔者是坚定的文化自信派,否则就不会用“科学儒家主义”来致敬前人,但文化自信不是文化迷信。所以,想给笔者扣否定和贬低中国传统文化帽子的人,可以免了。
注:对“科学儒家主义”有疑问的,请去看本账号的置顶文章,及该文章所在合集内的其他关于“科学儒家主义”的文章。